课外阅读之历史篇-大跃进时期刘少奇调查实录

我国农村曾经历过每家不做饭，全部吃食堂这样的事。一声哨子响，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奔食堂而来，狼吞虎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学大教育专家为我们推荐的课外阅读之历史篇-大跃进时期刘少奇调查实录这篇文章吧!

一

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国经济建设再次陷入一味强调“大干快上”的误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在“反右倾”思想的影响下，对经济形势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造成并正在恶化的严重后果依然缺乏清醒的认识，“继续跃进”成为全党的行动口号。196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这种“继续跃进”的盲目乐观情绪在中央以及各地各部门的具体决策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过高地规定1960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并脱离实际地提出在今后8年中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地和各部门遵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安排1960年的计划和工作。有的部门还提出了比这次会议所规定的指标更高的“第二本账”、“第三本账”，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也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这就使“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在全国更加蔓延开来，比例本已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刘少奇出席了1月上海会议。对中央的决策，刘少奇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随着情况的发展，他对国内经济状况是担忧的。

刘少奇的担忧被现实所证实。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不能不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高指标和“共产风”造成的严重后果正在日益显露出来，当超过一定限度后，终于导致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令人震惊的大滑坡。1960年上半年，工业发展的势头不但没有按照年初预计的那样继续跃进，反而呈现全面下滑的趋势，而且越滑越快。到第二季度，钢的日产量连续下降，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种。农村的形势更加严重。由于1959年虚报粮食产量和高征购的结果，许多地方把农民应留的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购走了，各地粮食供应普遍紧张，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日益突出。从1960年上半年，全国进入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严峻的现实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经济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题为《十年总结》的文章，重新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钢铁生产中的高指标和农村工作中“一平二调”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加以贯彻。6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部分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上半年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刘少奇就开门见山地把国内形势的严重性摆到大家面前：“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央对问题的产生承担了责任：“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

刘少奇这次讲话，把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毫不含糊地提到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面前，对于认清形势、转变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在党对国内形势的认识上是一次飞跃。这一事实表明，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尽管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但总的说来，毕竟已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民经济在经历了1958年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两次“跃进”后，积累起来的问题已日益严重，不实行调整政策是不行了。这样，从全局来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过去两年的失误中，农业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暴露的问题也最多。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为了更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彻底明了农村的现实状况，刘少奇决定自己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对情况作出判断，采取正确的决策。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来到长沙，开始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63岁的刘少奇回到了家乡。

这几年，刘少奇到各地视察的时间并不少，但他感到以往的调查往往是走的地方多，但不深入，没有把情况和问题真正摸清楚。这一次，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对下去调查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离开广州前，他曾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过：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工作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到湖南后，他又向陪同的工作人员重申了这条纪律。

刘少奇湖南之行的第一站，是距他家乡炭子冲只隔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从4月2日到8日，刘少奇在这里住了6天。

刘少奇的“住所”是原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在这间简陋的住所中，刘少奇听取了先期到湖南调查的中央调查组和湖南省有关领导干部的汇报，并到王家湾附近的麻豆山、潭湖塘等屋场同社员谈话，了解群众对食堂、分配、住房以及生产方面的意见。经过调查，刘少奇对湖南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初步了解，对农民群众生活上的困苦状况和造成的原因有了直接的感受。他在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宁乡县问题这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饿了一年肚子，应该教育过来了吧!”

刘少奇决定，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暂时不回家乡，而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再作一番认真的调查。他在长沙同省委研究，决定先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他们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天华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中央调查组得出了同事实不符的结论。刘少奇在这里住了18天，采取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逐步摸清了情况，解决了一些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公共食堂问题。天华大队共20个生产队，1100多人。1958年以来，先后成立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中食宿，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养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等因素，给社员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食堂问题成为社员生活中突出的矛盾。

4月13日和14日，刘少奇连续召开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在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干部们一致表示，食堂有优越性，应当继续办下去，只是可以划小一点。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15日，他去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食堂，当天下午他又邀请施家冲部分社员座谈。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与会群众，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大家纷纷诉说入食堂后生活上的不便和对生产的影响。刘少奇还走访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8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

结论产生于调查之后。4月17日，他参加中共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会议，说：“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19日，刘少奇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在汇报会上，他说：“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3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又说：“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自愿。”针对过去宣传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现在散有顾虑的思想，刘少奇指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而是平均主义的阵地。”

散食堂是关系社员生活的一件大事。调查组同公社、大队干部作了多次研究。刘少奇在研究时指出：现在90%以上的人要求散食堂，如果不散，就脱离了90%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

在刘少奇的建议下，决定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这个决定受到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陆续解散了。

粮食问题，也是天华大队的突出问题之一。虚报产量和高征购，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难以得到保障，健康情况恶化，严重损害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扣除国家征购的32万斤粮食，全大队人均粮食只剩330斤，还要留下种子和饲料，社员口粮严重不足，处于半饥饿状态。刘少奇充分听取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重新核定国家征购数量，并采取鼓励生产的措施。

山林问题。天华大队原有山林4500多亩，盛产竹木。天华山海拔430米，是其中最高的山峰。山上竹木繁茂，古松成群，素有“天华八景”之称，天华大队由此得名。“大跃进”以来，由于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滥砍滥伐十分严重，山林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天华山上原有的3个生产队被迫陆续搬下山来。刘少奇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上天华山去实地调查。4月25日，他和调查组几位成员沿着山南的石级，登上天华山，沿途看到很多山坡都是光秃秃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位陪同人员看到刘少奇登山很吃力，顺手砍了一棵小树给他做手杖，刘少奇拒绝了，并且告诫大家“要爱惜树木”。回到山下，他在干部会上说：“我到天华山一望，山都挖得稀烂。年老的农民都懂得，再不禁止，让其挖下去，将来是一大害!这件事要严格禁止，请你们省委、县委注意，不要放松下去。”

民主和法制问题。在天华大队调查期间，刘少奇多次指出：要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就必须从政治上解决讲民主、讲法制的问题。对于农村中这几年发生的错误，他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指出，某些农村干部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民主，不讲法制，也有重要责任。针对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不听取群众意见，搞强迫命令，甚至打人骂人的现象，他在对县、社和大队干部的谈话中说：“什么事情都要由群众来作决定，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这3年，就是没有让群众当家做主，什么拆房子呀，搞居民点呀，如果让群众当家做主，这些就办不成。”他建议在农村中成立社员代表大会，一切上级的指示，都要经过社员充分讨论，才能实行。特别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一定要采取慎重态度。

民主要有健全的法制作保障。对于农村和基层组织的法律观念和法制建设，刘少奇给予特别的关注。

1960年下半年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湖南郴县鲤鱼江电厂青年女工刘桂阳，因为看到湖南农村在公社化以后发生的种种问题，只身北上北京，在中南海国务院北门外张贴不满人民公社的标语，被郴县人民法院定为敌我矛盾，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刘少奇了解后，认为这样处理是错误的，建议对案件进行复查。湖南省公安厅对案件复查后，给中央的汇报中提出：刘桂阳一贯表现较好，同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没有矛盾，张贴标语的动机不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因此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建议无罪释放。1961年2月，刘少奇在《公安工作简报》第8期刊登的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处理意见一文上批示：“我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次来湖南，刘少奇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对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在天华大队调查期间，刘少奇又了解到，一些基层干部因对“左”的错误做法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了职，受了批判。刘少奇认为，这是造成不敢讲真话的重要原因。他在会上明确指出：“不能给农民和基层干部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过去主张散食堂，认为密植太密、主张稀一点，认为高指标太高、主张低一点，因而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都取消。这样，就可以解放一大批人。”在刘少奇的直接过问下，一批受了不公正处分的基层干部恢复了工作。

刘少奇在调查期间还过问了一个“饲养员破坏耕牛”的案子：天华大队的一头耕牛在1957年2月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内发现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就认为是饲养员冯国全有意破坏。冯因此遭到批斗和关押。调查组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件事，刘少奇当即指出：“这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怎么能钉进去呢?这件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兽医或专门学过这种医的人。”并指示省公安厅对此进行复查。省公安厅经过调查，查明铁丝是一个小孩出于好奇喂给牛吃，后来铁丝窜到肺中造成耕牛死亡，冯国全破坏耕牛案完全是冤案。省公安厅为冯国全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刘少奇在审阅这个报告后写信给公安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通过这几件事，刘少奇感到，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必须在农村中加强法制建设。他说，以前我们的执法机关都设在城里，群众告状或解决纠纷十分不便，应当在农村区一级设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众告状，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时正确解决。经过湖南省委同有关部门的努力，长沙县农村区人民法庭在4月底5月初先后建立。刘少奇回到北京后，认真审阅了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区人民法庭的报告，并转给中央负责公检法工作的彭真、谢觉哉阅。不久，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庭。这一措施，对推进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期间还就社员住房问题、社办企业、农村手工业、农村商业以及国家职工在农村的家属的待遇等问题作了调查。5月11日，刘少奇在宁乡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报告了在天华大队的工作情况。从4月12日到30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整整调查了18天。

三

刘少奇在长沙度过了“五一”劳动节。那天，他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谈话，指出：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新闻界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第二天，他到了宁乡县城，听取县委汇报工作。

5月3日，刘少奇踏上故乡的土地。他谢绝县里为他在花明楼公社安排的住所，住进炭子冲旧居(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炭子冲是刘少奇出生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地方。1920年他经上海赴俄学习投身革命以后，只在1925年因为在长沙养病回过一次故乡，至今已阔别36年了。炭子冲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引起刘少奇的回忆。然而，他更关心的是今天故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在故乡，刘少奇继续进行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他察看炭子冲和附近生产队的农田，走访社员家庭，同家乡农民和基层干部促膝长谈。他对农民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我是回来看看，回来得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的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在家乡的6天中，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农民的疾苦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一次，在同乡亲们谈话时，刘少奇问：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乡亲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有一次，他问几个农民，1960年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农民们回答说，还有半塘水。安湖塘是离刘少奇家不远的一口大水塘。他记得，小时候有两年家乡发生旱灾，安湖塘和门前塘的水都车干了。这次还有半塘水，可见旱灾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严重。这两件事给刘少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引用这两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农村困难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

5月7日下午，刘少奇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到旧居座谈。在谈话中，他首先对这几年的困难承担了责任：“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接着，他对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淘米，一个食堂占用1/3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利用工作间隙，刘少奇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并看望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六姐刘少白。5月9日，他没有惊动下田劳动的乡亲们，悄然离开了炭子冲。在宁乡和长沙又停留几天后，于16日回到北京。

刘少奇的故乡之行，给乡亲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体恤民情、心系群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襟怀。随着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家乡的生产和生活有了明显好转。1962年7000人大会期间，宁乡县领导受炭子冲农民的委托，向刘少奇汇报了家乡的变化，盼望他再回故乡看看。但直到去世，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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